源頭創新 彌補“深圳短板”
第一財經日報 顧文劍 2016-02-02 06:00:00
目前中科創客學院已入駐創客260餘人，專案逾50個，服務創客5000人次，為社會提供600餘個就業崗位，已有10%的項目獲得了天使投資，成功走上創業之路。
據華大基因提供的資料，目前該公司在全球55個國家架設了業務，5000餘名員工的平均年齡27歲。總部的研發團隊中有30%學歷為博士。
大量高校和科研機構資源的稀缺，導致深圳在“源頭創新”能力上的捉襟見肘。這幾乎是這座新興城市由來已久的“短板”。
與此同時，城市東西狹長的地理格局業已開始發出“空間有限”的預警。對於“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新一代移民們，房價高企到“有能力阻礙夢想了”。
深圳的未來或許面臨更大的變局，即如何用現實的創新動力來解決未來的發展瓶頸。
年輕城市的教育短板
深圳人的一個共識是，該市缺少高校和研究機構，現有的高等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機制，支撐不了深圳的產業創新能力和升級的客觀需要。
受訪者戲稱，這種稀缺性在羅湖口岸顯露無遺：每逢週一和週五，只要數數那些來往于香港和羅湖口岸的學生人數，就能瞭解到深圳在學校資源方面的貧乏，這還不包括借宿的學生數量。
“尤其是在生命科學的前沿領域和作產業戰略佈局時，這方面的問題非常突出，集中表現在了人才的培養上。”劉靚是華大基因產業孵化和創業投資平臺的負責人。他說，“簡單來講，我們要的人，深圳非常缺乏。”
2007年，“華大基因”在輾轉北京、杭州多地後，最後落戶在了深圳。之前，一家規模巨大的制鞋廠停業轉型，廠房讓位給了華大基因。
最讓“華大人”津津樂道的是正在建設中的“國家基因庫”，它將由華大基因代運營。
作為中國首個國家級綜合基因庫，這個位於深圳大鵬的基因庫及其建設被外界視為意義重大：保護、開發和利用中國寶貴的遺傳資源，維護國家生物資訊安全，提升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戰略制高點。
在不少城市反思當初沒有留下“華大基因”的同時，該公司一度面臨“科研力量不足”的短板，甚至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
劉靚說，“尤其在前沿科學領域，一旦停止更新升級，將很快被市場所淘汰。”華大基因採取了相應措施，一邊在全世界佈局，一邊滿世界“找人”，並且大膽起用新人。
他說，由於華大基因目前為全球最大的基因組學研發機構和基因測序服務供應商，要想達到“萬億級”的市場級別，還有一段距離要走，因此人才的需求會很大，但深圳無法在人才總量上滿足這一需求。
據華大基因提供的資料，目前該公司在全球55個國家架設了業務，5000餘名員工的平均年齡27歲。總部的研發團隊中有30%學歷為博士，而一名出生於1989年的工學博士則擔任了華大基因研究院的副院長。
在劉靚看來，雖然在“現代企業的創新發展”上，華大基因曾名列FastCompany“2013年中國十大最具創新力企業”，並入選麻省理工《科技 創業》雜誌“2013年全球最具創新力技術企業”50強，已經成為了某種“典範”並頻頻見諸報端，但這創新能力的背後還是對於“人才的重視”。
劉靚表示，為解決人才短缺問題，華大只好在全國高校物色人才，並吸引其他外國專家來加入團隊。但華大基因仍希望，在涉及生物基因的國家戰略級項目上，由中國自己培養的專家和人才來領銜和指導。
劉靚也表示出深深的憂慮，華大在兩條“戰線”上吃緊，一個是考慮如何給年輕人提供合適的發展空間，另一個想辦法怎麼在創新活力踴躍的深圳留住人才。
包括深圳企業和研究機構在內，人才流失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流失的人才有時會以市場競爭者的面目出現在老東家的面前。
一家獨大的創新到頭了
儘管深圳在地方高等教育力量的培育上努力推進，然而短時間內這樣的局面很難有根本性的好轉。
早在2006年，深圳就意識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為補充“源頭創新”的不足和工藝機構的匱乏，中國科學院、深圳市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學在當年建立了中國 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先進院”）。由於該院同時引入了理事會管理制度，弱化了行政體制的色彩，該院成為“新型科研機構”，並發展成深圳規 模最大的“技術、人才、服務”的主要聚集地。
該院院長助理畢亞雷說，雖然深圳在電子產業體系上全球領先，但企業同樣面臨著轉型升級的阻力。從2011年開始，深圳開始實施“孔雀計畫”：專門引 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團隊，並提供政策、補貼和資源。累計有1200多名“孔雀人才”被深圳延攬。但從企業角度出發，招攬了人才，還要想辦法留住人才。
雖然自立門戶的行為被視為“正常競爭”，在高速發展30多年後，深圳一家獨大的創新局面已不復存在。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聯席首席執行 官兼首席戰略官成明和認為，失去了“一家獨大”的所謂優勢，反而是這個行業真正具備活力的象徵。未來的競爭核心，仍集中于企業和人才的創新能力。
畢亞雷曾擔任深圳一家知名企業的總經理，離職後一直從事“院地合作”的資源整合工作，即建立從研究開發到產業孵化的公益性產業聯盟。這項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吸引該院的數百位“海歸專家”。
對企業來說，這些專家由於編制上並不單屬於某家公司，因此可以由企業出於自身實際而提出“使用”的需要，如企業在實際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工藝委託開發需求，申請國家立項支持，可以尋找先進院的幫助，而院裡專家的科研成果也被鼓勵進入市場的技術轉移。
該院提供的數據稱，該院借助專家和市場的力量，已經孵化了300多家企業，其中一家後來選擇在上海嘉定從事電動動力研究。目前，產業聯盟“橫向合作”的款項每年現金達1億元，深圳每年1/3受政府資助的團隊都出自該院。
即便如此，該院也面臨“人才流失”的問題。畢亞雷說，院裡有很多專家後來回到家鄉，擔任當地某一研究機構的“負責人”；有些則選擇去了企業，認為發展空間更大。
在先進院看來，這仍屬於正常的“人才流動”。該院為此專門建立了“校友會”以及“人才吸引力”計畫，以增進深圳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互動，並且增加海歸人才對於深圳的吸引力。
房價高企的挑戰
人才流動已非最大的創新危機。
深圳企業界人士將不斷高企的房價和東西狹長的地理環境視為深圳創新“看得見”的挑戰。
深圳南山區集中了包括康佳、TCL在內的多家總部公司。從總部大樓的頂端遠望，摩天樓的頂部和空中的塔吊正在勾勒出城市的新輪廓，而不遠處就是山脊線。
縱然“來了就是深圳人”說明了城市的包容度，給人歸屬感，進而成就事業上的進取精神。但出於對房價的考慮，邁瑞已經將自己位於國內的研發中心設置在了南京、成都和西安。
“深圳的高房價已經讓年輕人不堪重負了，這最終會影響年輕一代的創業熱情。”成明和認為，對企業而言，這是能否吸引人才最為關鍵的落點：誰不希望在自己創業的城市定居呢？
深圳市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長周路明也表示了類似的憂慮，雖然深圳對各種人才提出了補貼政策，但是高企的房價開始阻礙年輕人的夢想。“對家境一般的年輕學子來說，深圳的房價已經形成了一道門檻，”在周路明看來，這門檻的標準高到接近北京和上海了。
由此，房價似乎成了一些企業在吸引人才上的硬傷。深圳一家高科技企業董事長高遠稱，對於中小微企業而言，要想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高企的房價將成為能否留住人才的壁壘。他說，在校園招聘時，畢業生詢問最多的問題在於有沒有“房貼”。
“企業沒壯大之前，怎麼支付給員工一大筆房貼？”他說。
進而某些受訪者預見，深圳創新的最大制約來自“飽和的地理空間”。“瀕海的山區地形很難有所突破，除非在行政區域上有大的調整。”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說，這涉及到各地方的利益，因此短期內難以實現，但深圳升級現代服務業，也是對地理環境的適應和創新。
根據自身資源特性，深圳提出了發展四大支柱產業，即金融業、物流業、文化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計畫，其中有3項屬於現代服務業。
目前，深圳正通過新區佈局，解決發展空間的問題，並在空間上重構產業的新增長點，光明、龍華、坪山和大鵬半島等功能新區有望成為新的城市增長極，形成“雙中心、八組團”的城市發展格局。
“空間上類似三藩市的灣區。”郭萬達說。
創新的模式瓶頸
周路明還提醒《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注意，就在《深圳，你被誰拋棄？》一文出現的10年前，也就上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在產業轉型和升級上遭遇了前 所未有的危機。雖然國有企業在高科技產業上扮演了先鋒的角色，但由於研發人員未獲得成果分配，反而出現了研發人員的跳槽熱。大量研發骨幹的出走，導致國有 企業出現了技術升級上的困難。
“那會兒有不少觀點認為，應該用行政化的力量制止‘國有資產流失’，但深圳最終創造性地走向了另外一條路，允許科技研發人員在競業限制前提下的自由流動。”周路明說，要是當時不這麼做，也成就不了現在的中興通訊、邁瑞醫療等高精尖企業。
與當年情況類似，深圳市現在同樣面臨“源頭創新”的難題，也就是如何在新生事物的孵化和產出上，形成更大的自發性能量。
企業雖然成為深圳創新的主角，但很難短時間內突破“源頭創新”的瓶頸。周路明認為，中國數十年下來收穫了產業發展的成果，但從模式上分析，企業多進行了“跟隨式創新”。這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面臨技術瓶頸。
他說，產業佈局的時機便成為重要的議題：即企業如何在發達國家“完成佈局”的全球競爭格局中脫穎而出，特別在國外產業剛剛開始、還未佈局的階段便能進行產業佈局。
在周路明看來，“源頭創新”的難題需要依靠企業和政府合力解決。“對於一項仍為產業空白的新生事物來說，‘值不值得做’的評價體系、是否支援發展的 資源配置方案、低端走向高端的市場引導機制、新發育市場的培育手段等等，都需要由政府進行制度化的安排。”周路明指出，對企業來說，這不僅是現實的需要， 而且是決定能否最終推向市場的社會條件。
問題來了，誰來承擔模式突破的責任？
新型科研機構或為新發力點
作為“創新型城市”的一部分，大學城、科研機構在深圳的佈局，成為了創新動力的新發力點。包括南方科技大學、先進院以及企業的新型科研機構紛紛設立，彌補深圳在科研及其體制上的短板，並致力於解決“源頭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
在歷經了“科研人員出走”、“GDP被超越”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深圳將提高創新能力的發力點瞄準了民辦研究院和民辦科研機構。
周路明認為，雖然教育和人才培養是提高一座城市創新能力必不可少的推手，但在充分利用全球的創新資源上，深圳卻走在了前列，如從美國引進重點實驗室、吸收日本的先進製造技術，然後綜合形成深圳的產業佈局。
除此之外，讓這位前政府官員最看好的是“新型科研機構”。在他看來，包括華大基因、光啟科技在內，多數深圳的創新型公司都會設立相應研究院，而這些機構正成為深圳“源頭創新”的突破口。
找到了創造力的主角，剩下的就是路徑和方法了。在深圳的民辦科研機構成為“源頭創新”的動力之前，它們必須放棄國有行政化事業單位辦事的做法，也就是周路明所描述的機構目標導向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而非撰寫大量論文”。
“比如拿華大基因、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先進院等機構，若和‘國家隊’科研機構作比較，前者更貼近市場，市場要什麼研究什麼；後者更大程度上致力於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周路明說。
目前，深圳有25家民辦科研機構在運作，並承擔著數項我國科研體制改革創新的研究性課題。但它們的目標在於，能否在深圳建設以企業為核心的基礎創新體系。
這樣的突破行為被畢亞雷視為深圳的“產業獨立決策”。“深圳在重大轉型過程中，產業獨立決策的痕跡較為明顯，”畢亞雷認為，深圳政府雖然在組織，但幾乎由企業獨立自主。”
然而，一旦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遭遇“市場淘汰”怎麼辦？
先進院的工作要務之一是識別能形成有效貢獻的專案，而旗下中科創客學院的創客們有來自先進院的科研人員、青年大學生、回國人才和基層群體，創業專案 涵蓋開源硬體、智慧硬體、可穿戴設備、創客教育和醫療康復等熱門前沿領域。目前學院已入駐創客260餘人，專案逾50個，服務創客5000人次，為社會提 供600餘個就業崗位，已有10%的項目獲得了天使投資，成功走上創業之路。
畢亞雷說，每年的項目進入種子期融資的大概在六七個，占項目總數的10%。
“如果創業不成，我們還有上千家合作夥伴，與國內頂尖的北大、清華高校聯繫也緊密。創業者可選的途徑很多。”
目前，深圳國家、省、市級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等創新載體累計達到1200多家，覆蓋了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領域。
“高齡創業者”領頭的角色轉換
2014年3月，周路明辭去深圳市科協主席的職務，從公務員崗位調任到非營利組織平臺、即深圳南方太空科技研究院工作。這一年，深圳現代服務業增加值達到6201億餘元，並占GDP比重為38.75%。
由於深圳主動承接發達國家和香港高端服務業的產業轉移，並提出加快高端服務業發展並打造現代產業體系的理念，他的離職更多地被視為這一背景下的政府工作的轉型。
成長于香港的黎德光博士是原惠普全球副總裁，他從IT技術的發展角度，多次考察香港與珠三角在周邊城市群的合作。
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深圳在城市發展上的定位，不僅僅是在科技方面的突破，同時也要在多個創新領域有所加強。
城市規劃要著重于智慧城市，對交通、環保、安全等做出長期和全面性的設計。研究部門與執行部門最好能分開。黎德光對於產業未來的佈局觀點是，一定要硬體與軟體齊抓，資本運作、環保、高端科技等方面，也要全面對接與支持“一帶一路”戰略。
周路明說，政府仍將在創新領域的產業佈局、資源配置、決策上發揮重要作用，但社會力量可以進入到先期研究和執行的階段。
“深圳創新的下一步，應該尋找新的組織者，解決源頭創新的瓶頸。”周路明眼中的“組織者”是一種非營利機構，它應該具備這些功能：即通過研究給國家 決策者提供決策依據，借助相關活動建立產業生態，召集專家來進行系統性的判斷，使用傳播手段，加快新的市場培育。他堅稱，這代表了一種趨勢，有關創新的執 行重心將會下移到企業。
顯而易見，企業和政府在該領域力量的此番此消彼長，反而解決了政府執行難、影響資源配置等諸多問題。
周路明戲稱自己是“深圳的高齡創業者”。
正在召開的深圳市兩會上，作為市政協委員的周路明提出了設立“技術特區”的設想。
他建議通過人大立法，在特定區域設立以源頭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實驗區，重點解決國際範圍顛覆式創新產品的社會實驗瓶頸，進而帶動技術和人才的大規模聚集，打造國際化創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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